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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有一个有趣的现象是,尽管精神科并不普遍且民众就医率较低,但治疗抑郁症药物的销售额却逐年攀升。根据市场调查公司的研究及报告,中国的抗抑郁药市场正在蓬勃发展,相关药物在2012年销售额达32600万英镑。虽然这只是中国医药市场整体的一部分,但相较于2011年却增加了22.6%。即使是在精神科相对缺乏的小城镇,使用抗忧郁药物的人也愈来愈多。根据英国卫报对卖家的访谈,这可能是因为互联网越来越流行,人们能获取更多信息;或者,原因可能很简单,“因为药品有效”,但这些药物服用者可能没有全部被计入抑郁症的统计人数中。

　　从医疗人类学的角度来说,有些病患并非被动地接受西医精神科的治疗,而是嵌入在中医文化中质疑西药的副作用(肾虚、伤肝等),或以身心互通(经络平衡来改善情绪)的中医原理进行调理。就现象学意义而言,病患会以自己失常的状态来重新认识身体,质疑医学客观知识系统中的身体,或从宗教、另类疗法中找寻方法进行医治,这些认识是病患主观的感受,并非医学的客观知识所能化约。就互动论意义而言,病患会通过各类行动,动用各种资源(如宗教、心理咨询、另类疗法,甚至私下从药店购买抗抑郁药等)与西医精神医疗进行博弈或加以调适等。在此,新自由主义全球化将“权力的压抑性”转向“权力的生产性”。一方面,健康与疾病的问题被“个人责任化”,即健康是个人的事,不是国家的事,个人应该以他的自由及能力,通过购买医疗服务或通过其他方式自行解决病痛;另一方面,消费社会的兴起激发了民众医疗消费的欲望,也提供给民众多元的医疗选择。病患的实际行动状态是在不同的医疗方法中游移,而消费社会的发展恰好为此提供了物质基础。在此状况下,医疗化就不只是医师权力或产官学媒的建构而已(权力的压抑性),也是民众主动寻找各类医疗方式来获得健康(权力的生产性)。

　　▍结论

　　回到本文最初的问题,近年来中国的抑郁症人数在上升,但在国际比较上,为什么中国的抑郁症患病比例(终生患病率)如此之低?为回答此问题,本文对新自由主义全球化与抑郁症的产生进行了关联解释,并通过检视医疗社会学中各派方法的优劣,提出“全球/国际”“国家/国内”两层次以及“社会结构”“社会建构”两方面为矩阵所组成的思考框架。

　　回顾整个分析框架,在此要强调的是,鉴于社会结构解释力的局限(只能勾勒出模糊的宏观概况,但不同的微观机制如何促使当事人患病却有许多偶然性),要观察一个国家抑郁症的产生,社会建构的过程往往比社会结构更关键。“社会建构”主要探讨抑郁症这个西医病名如何进行全球化,并使当地的社会及个人与它产生适应与博弈的过程。在新自由主义全球化的运作下,医疗需求层面反映为民众与它的关联,我们发现,即便民众与西医医疗霸权之间存在博弈、冲突、妥协、部分采纳等复杂的过程,但“抑郁症”仍是被广泛使用的病名。这个病名也带来了新的医疗秩序,病患依此产生主动医疗的意愿及行动(如私下购买抗抑郁药品或接触宗教等),这反过来更加巩固了“抑郁症”这个病名的运作。医疗供给层面则反映为当地的制度、文化对抑郁症的适应与博弈,换句话说,抑郁症已成为“世界认可”的疾病,认同此“世界认可”的行动者(跨国专家、国内专家、产官学媒)通过种种利益与权力的运作来推动这种“世界认可”的传播(如中国的精神科专家仿ICD、DSM制定出CCMD,西医霸权介入各国对抑郁症的鉴定等),但每个嵌入“世界认可”的国家是被多重且通常十分广泛的机制同时影响的,某种认可形式愈被广泛制度化,此“认可”就愈多被“置入”更多的机制中,例如医疗手册、习俗、组织等。这种造成“认可”的机制可能在某一层面被同化(如自创CCMD或接受ICD的病名分类),但在另一层面可能产生反抗(如污名化现象依然严重或病患的主观感受未必同意抑郁症的西医疗法,且在行动上不断寻找其他可能的医治方式),或在其他层面出现青黄不接(如CCMD仍保留神经衰弱,没有完全去掉此病名)的现象,又或者在某些方面出现条件不足的状况(如精神科医护人员不足,心理咨询价格昂贵,一般医生缺乏精神病学训练等)。这也说明,在抑郁症这个西医病名全球化的过程中,在不同国家的不同层面存在不均质的现象,这是国际与国内抑郁症比例产生差异的关键。

　　整体而言,在抑郁症产生的社会结构上,中国与西方其他国家面临相似的时空变化与个体化危机,甚至在经济发展过程中面临更大压力,实已具备生成抑郁症的基础。但在抑郁症的社会建构上,其生成的条件尚有不足或是被隐藏。一旦医疗供给层面与需求层面的“社会建构”符合条件,势必有大量的抑郁症患者产生。基于以上分析,中国抑郁症患病比例在国际上偏低的原因便呼之欲出了。

　　最后,需附带一提的是,本文所提的这个框架或许可用于思考其他国家与全球状况之间的对照(即将中国换成其他国家也可进行分析),但要进一步细化此解释框架,或许还需要做更多的跨国比较,本文绝不敢宣称已详细地罗列了所有的比对要素。本文旨在抛砖引玉,类似的研究或许可以在本文所提的框架下进行批判、调整及细化。

　　本文原载于《社会》2016年第2期 ，原题为“‘抑郁症如何产生’的社会学分析：基于新自由主义全球化的视角”，有部分删节，注释从略。图片来自于网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