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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抑郁症”这个名称的出现是晚近医疗发展细致化的结果。在抑郁症这个病名出现前,神经衰弱是一个被广泛使用的名称。“神经衰弱”是美国神经病学家乔治·伯纳德于1868年提出的概念。1968年DSM第二版将它描述为一种以慢性虚弱、易激怒和疲劳为特征的病理状态。而在20世纪四五十年代,美国的精神病学家就开始争论神经衰弱究竟是不是一个独立的病种。之后神经衰弱逐渐被界定为是由许多不存在内部联系的症状堆砌起来的一个病种。因此,神经衰弱在DSM第三版中被删除,以抑郁症、焦虑症等分辨性更佳的病名代替。目前世界公认的抑郁症的诊断准则有两个:一是世界卫生组织发展的ICD(The International Classification of Disease),二是美国精神医学会发展的DSM。它们在抑郁症的核心症状上是相通的。

　　然而,抑郁症被广泛认知,绝不只是公共卫生系统的社会建构,产官学媒的社会建构才是此病名广泛渗透到社会各层面的关键。新自由主义全球化推行之前,药企研发新药并没有那样快速,且大多数临床试验局限在特定地点的学术性医学单位。但新自由主义全球化使区域之间的贸易往来日益频繁,研发新药具有巨大的商机。因此,跨国药企无不卯足全力搞研发,制药业俨然成为明星产业。跨国药企也因弹性积累更多地在海外设厂,以取得廉价劳力、人体试验或相关的制药天然资源,过去局限于某一地区制药的模式发生改变,制药成为一种以全球为范围、多中心协调的产业。然而,制药业是高成本行业,因其必须承担人体试验可能失败的成本,若无雄厚资本,很难不断研发新药。在新自由主义全球化的国际竞争压力下,为增强国内药企的竞争力,官方常给予支持,包括发展生物技术园区,给予厂商补贴、减税、土地租赁优惠,引入学界加大研发,赞助研发经费等。在国际层次,一些发达国家努力建构有利于本国药企的自由贸易法规,如WTO架构下的TRIPS协议(Trade-Related Aspects of Intellectual Property Rights,即《与贸易有关的知识产权协议》)要求会员国必须给予创新药品至少20年的专利权,无论其本国的惯例如何,从而使知名药企在国际上享有垄断优势。此外,学界也开始进行药物研发,药企也多倚赖学界的研发成果,这使得学界愈发强调对外筹募资金,从外界取得专利权、科技成果转化、研究园区、顾问服务等。这助长了大学的企业化,将大学教师转化为知识资本持有者。媒体进一步将产官学在精神医疗产业的成果(包括病名、治疗药物的介绍等)传播到社会大众中,以获得自身的商业利益。上述发展与新自由主义全球化之前有所不同,强调竞争力的逻辑使产官学媒形成利益共生关系。由于利益共生,其复合体不乏有若干可议之处,如政府为缩短药物临床试验的时间而加速上市,要求药企支付新药的申请费,而将消费者排除在监管机制之外,这表明政府偏向药企的利益高过消费者的利益;药企常以“研究费”来游说医生,美其名曰为赞助医生研发药物,但实际上却是贿赂;精神医疗专家身兼数职,如医学院教授、界定疾病者、药物发明者、审查者、节目主持人或嘉宾等,这不免让人质疑他们在学术研究、疾病界定、药物制造审查以及商业利益之间的关系。

　　当“抑郁症”这个疾病名称出现后,药企制药与营销、政府的社会控制、媒体的传播教育(观念、药物、食品,运动)、学术界的研究便随之而来,这为抑郁症的“医疗化”提供了社会条件,也逐渐规训了人们对(抗)抑郁症的观念。另外,社工、咨询师、宗教灵修等也成为政府进行社会控制的一个环节,这些群体因抑郁症这个新的疾病分类而获利,它们所塑造的氛围也使社会逐渐接受精神治疗。

　　改革开放前中国对精神疾病的分类受到20世纪五六十年代苏联的影响,神经衰弱症、癔症和强迫性神经症三者并重,因此神经衰弱是经常被使用的医学病名。改革开放后,中国精神病学专家逐渐接受强调抑郁症的西方观点(陈剑梅,2011),仿效西方对抑郁症进行制度化建构,《中国精神障碍分类及诊断标准》（CCMD）便主要仿效ICD并参考DSM对抑郁症进行了定义。CCMD第一版1981年发布,1989年的第二版指出神经衰弱在国际医学界存在争论。为统合于国际可接受的系统,2001年CCMD第三版降低了神经衰弱在其中的重要性。相较于农村,中国城市的精神科医师现已很少采用神经衰弱的诊断,国际精神医学的发展对城市医师的影响远超过农村医师,这也反映出中国在医疗方面的城乡差距。近年,精神科更多地采用ICD的国际公认标准。精神医学通过病名模仿西方使“抑郁症”的新秩序正式诞生,具有国情特色的CCMD也逐步转变成ICD,这为“抑郁症”的医疗化操演提供了制度基础。此外,改革开放以来,抗抑郁药物的主要供应者皆为外企,如礼来、辉瑞等,而非中国本土药企。米内网重点城市样本医院采购数据显示,抗抑郁药医院市场销售规模2003年以来一直快速增长,2006-2010年均有两位数的增幅,5年复合增长率达到25.2%。药物使用量的增长说明西方精神医疗在中国正逐步被建构出来。

　　然而,中国精神疾病相关的医护人员数量偏少却影响着社会建构。虽然中国人现在对抑郁症的了解增多,正如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朝阳医院顾秀玲医师提到的,“80年代末,我们医院一天接受7-8名(抑郁症)病患,但现在每天约100名”,然而,至2011年,全国注册精神科医师约只有2万人,每10万人仅有精神科医师1.46名,只有国际标准的1/4,精神疾病医疗服务能力严重不足。2011年北京市卫生局副局长毛羽提到,北京市精神疾病科医护人员和病床数在全国比例最高,而医生也只有不到1000名,护士不到2000名。究其原因,一方面,“精神科的医生生源有限,培养周期长,再加上人们容易对精神科医生产生偏见,比起其他专科医生,收入待遇低,从业热情不高”;另一方面,精神科医生专业性强,具有不可代替性和不可通用性。从事精神病方面的护理人员也很少,因随时可能会被重度精神病患伤害。大多数中国的抑郁症患者只有到大城市才能接触到专业的精神医师及专家。

　　2001年至2005年,88%的精神障碍患者没有接受专业的治疗。2012年的报道指出,有3000万甚至更多尚未就医的抑郁症患者,未就医率高达62.9%。根据2009年上海精神卫生中心的调查,曾被确认的抑郁症患者在调查前的六个月内只有不到一半曾接受专业人士的治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