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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上的分析绝非庸俗的经济决定论,新自由主义全球化的影响机制实际上是一幅复杂的图像,但它并非会使每个人都产生负面的精神状况。如前所述,中国特色的家庭重组方式也在努力缓解核心家庭解组后的危机,人际网络对移民的支持具有正向作用,但这些也不都是必然的。事实上,本文并未否定结构论的贡献,这些社会学变量的影响仍是处理细致问题的重要参考,但由于全球范围内抑郁症人数不断增加这个事实,以及后福特主义的弹性积累模式较先前的年代的确带来更多精神疾病,因此,新自由主义全球化这个宏观的结构仍具解释力。

　　(二)抑郁症产生的社会心理背景:个体化

　　个体化的普遍现代心理与抑郁症也有关联。这与资本主义高度发展,人们逐渐脱离传统社会有关。贝克指出了当代人面临的窘境:个体化的矛盾。也就是说,一方面,人逐渐从传统的信仰与规范中解放,但却面临着信仰与规范的丧失,陷入孤立,失去传统社群网络的支持;另一方面,当代人又面临着许多社会风险。在这种个体化的矛盾下,人际互动也从“对人的信任”转变为“对系统的信任”,但对系统的信任(如对各类专家、政府、金融、医疗系统等不得不托付的信任)却使社会具备高风险且无法预料的特质,人们随时都有焦虑的可能。这样的焦虑被吉登斯称为“存在性焦虑”,即被本体的安全系统是否完好所高度影响的心理状态。吉登斯认为,本体安全感来源于对周遭社会环境及行动连续一贯的熟悉度与认同感,而生活中的习惯与惯例是个体生活安全感的重要来源。全球化背景下的快速变迁,高度不确定性,不可抗拒的环境变迁或行为变动,如移民、离婚等,都可能使个人产生存在性焦虑,甚至导致生活失序。

　　人们必须藉由不断的反省,视察自我的生命史,来确保自我生活的连贯性及秩序感,以维持本体安全感并避免焦虑。而这又与新自由主义全球化强调自我责任、自由及竞争有关,这使得现代社会中的主体具有高度“反思性”的特色。以吉登斯的话来说,“该做什么?如何行动?成为谁?是当代每个人的核心问题,无论是透过话语或日常的社会行为,在不同层次上,我们都在回答这些问题”。持续不断的反思与检视形成了“自我的轨迹”（the trajectory of the self）,其建构过程也就是“自我反思性计划”(the reflexive project of the self)的实践,这在当代人的自我认同过程中占有重要地位。另外,由于交通运输的革新与信息科技的进步,时空压缩的感受比以往更为强烈,因而资本可以快速地周转。而生产时间的加速也需要快速的交换与消费来配合,消费社会随之到来,民众的消费欲望大大增加。在快速消费时代,消费品的淘汰更换更加频繁,人们常会不满足于现有的产品,而且总是有更好的产品很快就出现,喜新厌旧成为常态,人愈来愈无法安于现状。

　　在这种状况下,当代人的生存状态呈现为多重矛盾。去传统化带给人们不受传统局限的开放机会,但同时也失去了依循传统的安全感;人们会计划未来,但也担忧未来。个人将具体危险加以计算以求控制,通过对专家、各类系统等所提供的信息来进行反思筹划(打造自我认同、生涯规划等),但也因而使风险捉摸不定。个体被自我认同的不确定性及多重焦虑所困扰,必须通过反思性的重复诘问与自我轨迹的维持来确认未来的方向,并从生命历史的一贯性当中获得短暂的安全感,而后继续进行质疑与确认的循环。因此,反思性使我们能够形塑自我认同,但也使我们难受。而消费主义兴盛,人们被训练在众多的商品选择中定义出“我是谁/我是什么样子”。这种个人主义化的反思强调了个人责任,个人在选择生涯规划时,若失败也无法推卸责任,因为是自己选择的。因此,自我筹划时遭遇失败的可能性愈高,情绪问题愈多。

　　个体化的状况在中国已逐步发展成趋势。就某种意义而言,新自由主义全球化的确使个体从传统的束缚中解放。如郭俊霞(2013)以落后农村(鄂南崖村)为例进行了调查,指出一些年轻女性对地方性的信仰、习俗及家庭生活的传统意义不以为然,且愈来愈个人主义,敢于追求个人幸福,不仅是婚姻的幸福,还有性方面的幸福。另外,阎云翔(2012)认为,改革开放后中国逐渐放松了对人们日常私生活的控制,而市场经济和全球消费主义价值观成为小到家庭生活、大到社会变迁的支配力量,这使中国出现了与西方相似的情况,例如日常生活中消费主义的崛起使农村年轻人为了奢华彩礼而攀比。然而,过度功利的个体化使很多年轻人忽视了尊重他人同等权利的义务;私人生活的高度自由与公共生活的严格限制,最终导致“无公德个人”的出现。

　　尽管中西方个体化发展的脉络不同,但整体而言,个体化已是全球趋势。一方面,新自由主义全球化要求个体有“竞争力”“冒险进取”“弹性”“流动”,另一方面,新自由主义全球化影响下的弹性积累制使商品日益多样化且鼓励消费,加上新科技(如网络、手机)的出现使欲望生产大幅跃进,更强化了现代社会的个体化。这些因素都在一定程度上塑造了当代社会的图景:一方面,社会普遍个体化,自我变成一个反思的事业(人人被鼓励实现自我);另一方面,个体又面临竞争压力,被迫进行大幅自我转变。因此,当新自由主义全球化的运作与社会的自恋文化潜质相配合,一旦自我筹划太过用心,万一失败,个体即对过去所爱的自我极端否定,就像失去爱人一样,失去意义感,产生自我哀悼,患上抑郁症。因此,新自由主义导致外在环境与个体化的双重变化,个体心理层面的冲突愈发严重,这为抑郁症的产生提供了一种可能的解释。

　　▍抑郁症产生的社会建构

　　上文对抑郁症产生的社会结构的分析可以部分解释抑郁症产生的原因,但有两方面的局限:第一,社会结构只是精神疾病的促发因素,尚不足以回答为何当代普遍的精神疾病是抑郁症而非其他;第二,社会结构的转变固然可以被视为引发抑郁症的因素,然而,还需要观察患者与周遭网络、环境等多方的互动,其中包含许多复杂的机制及偶然性。社会结构只是引发抑郁症的潜在条件,并非一定促使某人得抑郁症。因此,社会结构的解释力显然有限。在此状况下,“社会建构”的因素显得更为重要。“社会建构”视角讨论抑郁症论述的形成及其背后的知识权力关系,以及病患如何参与建构,如何与精神医疗进行博弈。

　　(一)产官学媒复合体的医疗化建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