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萧易忻 / 华中理工大学社会工作系

　　世界卫生组织(WHO)指出,抑郁症将在2020年成为全球最为流行的疾病之一,仅次于缺血性心脏病。中国心理卫生协会的数据显示,到2012年,中国有病例记录的抑郁症患者已超过3000万,实际患者更多,且数量还在不断增加。但是,WHO曾委托哈佛大学医学院凯斯勒教授领导的研究团队进行了跨国的抑郁症调查,该调查覆盖18个国家,访谈了约9万民众,2011年公布的研究结果表明,中国的抑郁症终生患病率2仅为6.5%,该比例在所有被调查的国家中是最低的。由此,本文要探究的问题是,虽然中国的抑郁症患者数量在上升,但在国际比较上,为何中国的抑郁症患者比例(终生患病率)如此之低?

　　有鉴于抑郁症在中国流行的现况和相关研究现状,以及改革开放后中国融入世界经济体系,社会结构与医疗体系发生剧烈变化的社会背景,本文试图以“全球/国际”“国家/国内”两层次以及“社会结构”“社会建构”两方面为矩阵来建构“抑郁症产生”的社会学分析框架,并以此阐释中国抑郁症患病率偏低的原因。

　　▍抑郁症产生的社会结构

　　(一)新社会结构与工作形态:时空剧变下的抑郁

　　全球化使资本在WTO架构下可跨境流动进行全球布局,各国贸易往来频繁,人们的时空感受发生了巨大转变。

　　空间剧变下的抑郁症

　　不确定感加剧

　　弹性积累使追求稳定职业生涯及长期支薪的劳工数量愈来愈少,短期劳工的短期合同带来不确定感,易面临失业,怕被革职,时常为下一阶段担忧,存在更多不安稳的状况。澳大利亚研究人员调查了1188名40岁出头的受试者的工作条件及其健康状况,研究发现,有近1/4的被调查者表示工作很紧张,近1/4的人表示缺乏对工作稳定性的预期,经理人和专业人员由于惧怕失业而产生抑郁症或引起健康问题的可能性是普通人的三倍。这些因素又可能引发人际关系与家庭生活的不和睦。如果压力过大或个人应对压力的能力较弱,情绪与行为容易失控,忿懑情绪常通过暴力发泄出来。在此过程中,家庭成员,特别是妇女与儿童,易成为受害者,进而影响其精神健康。

　　移民的情绪问题

　　由于弹性积累的兴起,迁移在全球化背景下成为常态,这也是一连串压力产生和传递的过程。移民过程所面临的社会心理压力,容易让人罹患精神疾病。舒瓦尔认为与迁移有关的三种转变包括:生理转变,如气候、饮食习惯等生活方式的转变;社会转变,包括社会身份、经济身份、地位、角色和社会关系的转变;文化转变,包括文化规范和文化价值的转变。有学者提出,移民所感受到的转变越多,就越难以适应新环境,从而可能导致精神健康问题。还有文献提到,移民的精神健康常与生存议题(包括住房、工作)、失落、文化差异和期望等四种类型的压力源相关。由于进入新的环境需要适应和调整,家庭和婚姻关系可能出现更多冲突,而经历婚姻冲突和同事冲突的移民精神健康较差。

　　流动带来的精神健康问题是一个普遍现象,国内的农民工群体也不例外,他们的平均工资和福利性收入低于城市工人,但平均工作时间却比城市人长,在劳动力市场上缺乏讨价还价的资本和能力,等等。这些都可能导致情绪问题。来自家人、朋友和老乡等社会网络的支持固然有助于农民工的精神健康,但社会网络本身也可能成为个人的压力源。当然,并非所有迁移都必然导致精神压力增加,若迁移者较易满足且没有较高期望,这种情况就不会发生。

　　家庭结构的转变

　　流动频繁容易造成夫妇两地分居,家庭聚集形态改变,如在中国城市,有些夫妇把孩子放在祖父母家,周末接孩子回家;或是外公外婆与爷爷奶奶轮流到子女家照顾小孩;或妻子与父母和孩子同住,丈夫每周末回家探望一次等,这些都说明了家庭聚集形态的改变。在农村,留守家庭、隔代教养现象非常普遍。由此可见,快速资本化正在改变甚至解散个人生活中最基本的支持系统——家庭。

　　流动频繁也是离婚率快速上升的原因之一。以中国为例,离婚率从2004年的1.28‰上升到2012年的2.29‰。婚姻家庭变故是引发抑郁症的主要动因之一。家庭的不稳定对孩子成长的负面影响也非常明显,可能造成青少年人格上的缺失,为日后产生心理问题埋下隐患。

　　工作与休闲的模糊化

　　弹性积累及网络科技突破了在固定空间进行工作的限制,但也带来公私不分的工作形态,如居家办公的网络工作者或电话接听者,网友可能是工作咨询伙伴,也可以产生私交。当代人同时在手机、平板与电脑的多窗口中处理公事与私事。社交、销售、信息流通等总是混在一起同时处理。过度使用电脑与手机使脑部放松与紧张的调整能力下降,容易造成睡眠障碍、工作效率不佳,加上压力随时可能迎面而来,容易引发抑郁。

　　2.时间效率化下的抑郁症

　　新自由主义全球化所强调的“竞争力”意味着时间效率化趋势的加剧。要做到在短时间内比别人更有产能,就需要具备各方面的能力,如管理知识、外语能力、专业技能等。这种竞争力论述形塑新性格的养成。雷恩提到,“害羞”“腼腆”等形容人格特质的词汇,渐渐地在20世纪80年代成为被定名且需要治疗的疾病。扭捏、内向、古怪、不善交际等与害羞相关的气质,在《精神疾病诊断与统计手册》里成为“社交恐惧症”“逃避型人格障碍”等病征。“害羞”的修辞内涵与其所指彻底地转化了,面对“社交焦虑”这种“疾病”的威胁,人们只能“不再腼腆”。如果你不能“开朗”“自在”地表现自己,害羞甚至可能成为个体在竞争社会中的极大困扰。

　　此外,由于竞争力强调时间的效率化,这将促使拖延或慢步调成为病态的或不道德的。“拖延”成为被谴责的行为,是个人缺乏自我管理能力的表现。“高效率地运用时间来产生效能”才是“理性”和“正常”的,而拖延是“不理性”与“不正常”的,且不符合新自由主义全球化中个体为自己负责的观念。即使是在休假日,现代人也不会无所事事地度过,每分每秒依旧被“工作之外”的事(如有规划的休闲)填满。资本主义的无尽发展使得个人对成功的追求没有终点,人们要承受不断竞争带来的压力与焦虑。

　　另外,马丁认为经济与社会结构的转变会导致某种精神疾病的浮现比过往更甚。新自由主义全球化背景下,激烈无情的竞争愈发剧烈,这便鼓动了可增加生产效能的“躁”。也就是说,竞争经济体系要求高昂的生产士气、较高的劳动强度与效率等,这都需要“躁”的强烈情绪,“躁”上扬波动后则无可避免地下沉趋“郁”,即情绪跌至谷底,缺乏工作的动力。这种分析或许稍显简略,但仍具启发性。在竞争与流动下耗尽精力的个体,若得了抑郁症,便成为“不想动的(失能)主体”,这类人不想消费、吃饭或出门,不但退缩,且恐惧有所作为。在新自由主义高度要求绩效的背景下,缺乏生产与积极进取的竞争力当然会被视为严重的偏差行为,这也使得抑郁症愈来愈引人注目。中国在改革开放后仿效东亚发展型国家的路径进行赶超,加上本身是人口大国,竞争异常激烈,效率不断被强调。这无疑会增大人们的压力,产生情绪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