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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思明。

　　2016年1月29日，北京安定医院。饭厅里，两名郁友正在跳舞，边上一名抑郁患者一直默默落泪。 新京报记者 尹亚飞 摄

杨思明

    文 | 新京报记者王佳慧 编辑 | 胡大旗

    杨思明站在4米高的屋顶上，猛得嘬了口烟，望着西南方向。那是山西运城的空港经济开发区，能隐约看到霓虹灯照耀下的高楼。

    那是他向往的“城里的世界”。

    杨思明患抑郁症18年，他因此退学，数度走出村庄到城里打工，却一次次因犯病而被禁锢回黄土地。“要是有那么一天，我病好了，还是想感受城里的世界。”

    此时，距山西运城800多公里外的北京，34岁的石浩盘算着再去一趟安定医院。未出春节，他已经在一周内往返了四次，求医生减少些药量。

    药物的副作用让他双目呆滞、行动迟缓。停薪半年，他急切地想要在节后开始工作，像个正常人一样。

    抑郁的开始各式各样，但过程就像一座相同的围城。困在里面的人，对所有事都不再有兴趣。在中国，抑郁症患者已达9000万，不论老幼、贫富，平均15人中就有1人患病。

    被抑郁症打回村庄

    18年，磨尽了杨思明的盼头。

    中学时代的他，成绩稳居班里前十，杨思明想着有一天能去城市里生活，不再像父辈一样困在几亩土地上。

    可到了高二，成绩一次次下滑，他读了两年。“越来越自卑，看到镇上孩子学得轻快还考得好，那我咋这差。”

    那是1998年，杨思明一直以为，自己是神经衰弱，伴随着失眠、头痛。

    他愈发沉默，一天说几句话一只手都能数得出。晚上回到宿舍，杨思明想和室友说话，但就是不敢讲。

    他在上铺憋得难受，只能跳下床，跑到学校的公共厕所，一个人喘着长气低吼。

    没有人注意到杨思明的痛苦，大家只觉得他内向少言。直到高三退学时，班主任也只是捶着他的胸口说“你这小子就不好好学。”

    回到村里，杨思明的状态仍不见好转。他找了周边十几家诊所看病开药，甚至从几十公里外的侯马背回大包大包的草药。看到电视里播的广告，他就买回健脑片吃。

    直到2003年，他到北京挂了专家号：抑郁症。这是他第一次听说这个名字。

    抑郁症被称为精神科的感冒，一个原因是，感冒人人会得，谁都有可能得抑郁症。

    数字令人惊心：两年前，世界卫生组织统计，抑郁症已成为世界第五大疾病，预计在2020年跃升至第二位。超越癌症、心脑血管疾病、糖尿病等，仅次于冠心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