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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另外，顾秀玲医师提到，在临床中，首先接触抑郁症患者的不是专科医院的精神科,而是社区医院或综合医院的医生,但由于其对抑郁症的识别率不高或鲜少接受精神医学训练,导致患者经常被漏诊或误诊。而且,很多地方只有基层医师没有精神科,医生并不处理心理问题。此外,心理咨询师、社工对抑郁症症状的辨识能力仍处在尚需训练的阶段。许多人总觉得心理治疗非常昂贵,因而转向中医疗法,如针灸和草药,有些人则完全拒绝治疗。以上这些状况都使抑郁症病患数量从“表面上”看起来并不多。

　　(二)民众对抑郁症的认知实践

　　上文分析了产官学媒对抑郁症的建构,但民众除了逐渐接受此病症之外,还可能存在与这套西医病名冲突与妥协的复杂过程。详述如下。

　　中西医文化的博弈:医疗人类学视角

　　透过医学人类学视角,凯博文曾指出,在中国社会中很少有抑郁的陈诉与情绪的自我表示,病人反而多半向内科等科室主诉因抑郁而伴生的身心症状。凯博文的研究发现病人不愿意或不知觉自己有情绪疾患,而以身体疾患来理解自己的不适。他认为,中国社会传统上并不认为情绪问题是“疾病”,只有“身体”,作为一个具体的、可供展示的客体,才是疾病发生的场所。抑郁症这个病名没有在中医文化的分类范畴中,因而以转化症的形式出现。一个有趣的文化现象是,许多中国患者在前往精神科求助时,都以躯体症状而不是心理不适为主诉,中国人的躯体化报告率远高于西方人群,这在抑郁症患者的临床报告中尤为明显。中国精神科患者的躯体化报告率一直居高不下,以躯体化症状为主诉的患者高达70%以上。关于抑郁症的躯体化病诉,有以下几点解释:

　　第一,汉语在情绪压力的表达中有许多躯体名称,如心慌、心烦和心痛等词语,以描述抑郁症患者身体的不适,但这里的“心”并非西医意义上的心脏,而与中医观点中“心的失衡”有关。吕小康、汪新建指出,中国人以“象思维”看待身体,“象思维”是指事物之间有普遍关联,如无充分证据,则不能判定两者间不存在相关。判定相关的方式“不是严格的西方式科学的控制实验(严守X导致Y的机械因果观),也不是概率式的因果观(X可能会导致Y以一定频率出现,即使不是每次有因果关联,但数据愈多,愈趋近于某一固定值,从而产生规律性),而是以主体的内在意向进行体验联想为依据”。中医认为疾病是整体失衡的表现,身与心相互为用,情绪疾病不能脱离整体观,因此与五脏六腑的失调有关。这种中医观视躯体化为理所当然。对中国病患而言,身体被认为与心理相互渗透,失调的情绪或思想与生理的功能有直接关联,反之亦然。中医认为精神问题是由于人体的脏腑和经络失衡或堵塞,因此抑郁症常被界定为肝气郁结、脾胃虚寒、肾精亏虚或心肺经络紊乱等。一旦脏腑不协调或经络不通,抑郁症状就会蔓延。这样说来,反而是“神经衰弱”这个神经系统紊乱的概念正好符合中医的传统认识论。然而,在西方文化中,身体和心灵却被视为二元对立的实体,DSM进一步体现了这种区分。

　　第二,中国人倾向于最小化正面的自我表达,在情感表达上较为压抑,但西方文化却较易将正面或负面的情绪都表达出来。许烺光观察到,在西方,人是被定义为独特且区分于他人的;但在东方,人是被界定在与他人的关系上。因此,中国人的观念中,自我就是社会性的,如儒家会教育人们为了维护整体的和谐性,不应张扬自己的情绪。这便可解释中国人在表述抑郁症状时可能存在的偏差。

　　尽管中国文化中有一套认知与治疗抑郁症的方法,但如今西医精神科的影响已愈来愈广泛,愈来愈多人愿意到精神科就医已是个趋势。与凯博文1985年所发表的名著《Social origins of distress and disease:Neurasthenia, depression and pain in modern China》所呈现的社会环境相比,当今民众对抑郁症的认知已经有所不同。然而,许多中国人骨子里仍深信生理与心理之间相互影响,人们很自然地联想到“病由心生”“气坏了身子”“怒伤肝”等日常用语或中医常识,即使西医诊断的结果未能证实其想法,人们还是会怀疑自己是否因心理问题导致了躯体问题。因此,病患在实际的治疗中常会在中西医之间游移/犹疑。常有病患根本不知道自己患了抑郁症,一直以中药治疗但无效后,才迫不得已到精神科看诊。在服用西药时,病患又会产生另一层忧虑,如药吃多了会不会肾虚、伤肝。民众“原则上”认同西医对抑郁症的论述,但实际上却常以中医观点来质疑西医治疗。

　　另外,中国社会存在对精神疾病的污名化现象。世界精神病学协会2012年在中国访谈了将近13000人(年龄介于26—45岁间),其调查结果显示超过45%的人选择不接受治疗,即便他们患了抑郁症;甚至在那些愿意接受治疗的人中,只有18%的人会选择专业的精神科。人们耻于被诊断为抑郁症,甚至希望医生不要诊断为抑郁症的状况仍旧普遍。此因素也会造成对抑郁症人数的估算偏低。

　　2.病患的主观感受与行动:现象学与互动论

　　在精神疾病全球化的过程中,我们不能只注重精神医疗的客观论述如何被建构,还需要正视病患自己所体验的身体(现象学方法)及病患的行动(互动论)。

　　由于医药市场逐步开放,另类疗法(如按摩、芳香或音乐疗法)也逐渐被承认,这为民众提供了更多的选择。而且,具有心灵医治功能的宗教或静坐,也成为人们医治抑郁症的选项。

　　根据访谈,笔者发现病患不仅在中西医之间摇摆,还会寻找其他方法来医治,甚至质疑中西医的方法。在笔者接触的个案中,有位患者在两年多的时间里到很多中西医机构看病却不见好转,在她皈依基督教的初期,通过读经、祷告进行辅助医治,也没觉得有效。经过与牧师恳谈,牧师建议她不要窝在家里祷告,应该做点有意义的事以体现自己的价值,鼓励她去汶川地震灾区做义工。在实际做义工一个月的过程中,她竟然不服药也可以睡得安稳,抑郁症不药而愈。她表示,她在一边祷告一边做义工的过程中感受到自己的价值与服务他人的快乐。她从行动中重新审视她在基督教论述中的人生定位。她认知到人的意义感的获得不只在于单独与上帝互动,也必须不断与他人互动,互相帮助,才会有健康的身心。

　　另外,在笔者访谈的案例中,有3位病患并没有去看精神科,但他们从网络或书报中获取到抑郁症自我检测的信息,并在自我检测的过程中发现自己患病。然而,他们并没有选择中西医治疗,因为担忧西药的副作用以及中药过多农药残留的问题。他们选择以纾压按摩、静坐、听舒缓的音乐、运动与心理咨询的方式来治疗,最终也获得痊愈。这些病患仍具有中国人的中医观,怕吃西药会伤肾、伤肝,但又对中药的安全不信任,而另类疗法为他们提供了更多选项。这些商品化的另类疗法是通过与抑郁症相关联的传播而使病患得知的。有些病患担忧药物的副作用,因此转向物理治疗及心理协谈,也产生了医治效果。